中国社会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或者说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无论启蒙还是思想解放，都是要摆脱愚昧，扩大见识，抵制各种精神压制。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做的各种巢受到猛烈冲刷。那次启蒙运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进程，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相当强劲的前行。

　　今天在中国人的思想层面还有神吗？有。它是谁？它已不是传统意识形态中的那些符号，它恰恰是帮助中国社会冲破旧思想桎梏的那股力量。它就是西方价值观的逐渐被神化，甚至被原教旨化。

　　被极端化了的西方价值观尚未在中国形成无处不在的统治地位，但它的确俘获了知识精英中的很多人，并且逐渐影响了中国舆论的语境。它在创造舆论场上新的政治正确性，对相反意见已经具有一定的压制力量，它在走向自身的反面，损害思想的自由。

　　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积贫积弱后，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就仍难以有效支持中国人思想上的自我创造，更谈不上精神的自给自足。中国对外来思想的需求依然很大，我们仍是思想的净进口国。

　　但输入思想的同时，中国社会必须有能力进行甄选和为我所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很多被外来思想完全控制的教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曾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吃了大亏。是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中国化改变了历史进程。

　　将西方民主主义也做一次彻底的中国化过程，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结出正果的必由之路。西方民主主义需要从神的位置上走下来，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有益思想资源。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需要扩大见识，也扩大胸怀，看清楚中国改革和中国崛起在历史纵向以及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位置，看清中西博弈的各种深刻影响。中国太大了，其对西方模式的复制需要太多历史和现实条件，它们都不存在。中国西方化就是少数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

　　中国这100多年不断学习西方，但就是不像西方，这是历史给这个东方大国规定的宿命。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不是中国人闲着没事想摸索，而是西方模式根本就装不下中国这个大块头，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战略环境上，中国摸索都是迫不得已的。

　　中国的复杂和世界的复杂不可思议地搅在一起，用西方宝典指导中国的前进，它的低契合度，已经通过其他国家痛苦不堪的西方化过程向我们发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把西方思想当圣经去膜拜，而是平视它，用实事求是精神审视它。

　　不戳破中国舆论场上西方这个神，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不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做到精神上的不卑不亢，中国改革的思想环境就无法正常起来。这样的思想启蒙需要从较高层面做起，至少在今天，推动它的社会力量显然不足。

　　然而新的思想启蒙已是中国走向未来必须做的。需要一大批有号召力的思想大师和意见领袖勇敢站出来推动它。如果历史最终青睐中国，它一定会安排他们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