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通玄真经》

　　我们粗略审阅一下天宝年间对宗教团体采取的措施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时已经完全放弃了早些年间在宗教政策上的谨慎态度。开元二十九年（741）一项关于僧道犯罪望准道格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的请求获旨批准，但是自那以后似乎就彻底不再强求两教在政策上要平等对待。例如在天宝六载（747）五月，张道陵，也就是在公元2世纪发起道教运动并且成为大多数道教教团始祖的那位天师，与将道教教义系统化的陶弘景（456－536）都被册赠了死后的官衔。又如同年正月，诏令道教诸观如有人数少于7人或者有绝无人处，均需度补人员。

　　我们可以看出在以上两个例子中，都没有对佛教采取类似的抚慰措施，次年又令天下有洞、宫、山处，各置圣坛以化度众多道士。文献中关于在天宝八载（749）和十载（751）分别抄写十部、五部《一切道经》并且分置各处的记载似乎反映出对道教完全单方面的支持。这可以追溯到开元年间在皇家的要求下编纂的《开元道藏》。这种理解或许比较片面，但却意味着皇帝的此类偏好也确实会为道教带来好处。或者可以这样说，对道教的支持要依靠玄宗对道教政策的两大革新，而两者都是为了强化皇族的声望。

　　首先，是对皇室祖先老子的制度性祭祀，以此来强调皇室家族的神圣起源及其将被神灵永远护佑。其次，就是将教育和科考制度建立在道教而非儒家经典之上，这大概是想选拔出来的官吏能与唐皇志趣相投，不会因为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而不时地与君王针锋相对。起于开元晚期，在天宝年间一直持续的这两大革新被不断修改，这表明玄宗认为它们同等重要。

　　因此，关于老子的玄元皇帝庙，以及崇玄学可信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开元二十八年（740）的一条政令，其将皇帝自己的藩邸移交给这两者共同使用。而这条政令颁布之前还有记载说老子曾托梦给玄宗皇帝，次年皇帝又做了两个类似的梦，这使得他更加坚定地推行其计划：有大量资料证明他新建的庙堂与开元二十九年（741）的这些神启事件确有联系。这两个梦中的第一个显示出某处的一尊老子雕像，而另一个梦则导致了老子的形象传播全国，此后在天宝三载（744）佛、道神像以及玄宗自己的形象被进一步四处传播，皇帝似乎对用艺术手段来提高自己声望的这种机会特别感兴趣。

　　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下诏置多座玄元皇帝庙兼作为两京及诸州的道教学习场所，各庙置崇玄博士一名，指导学生学习道教经典。这虽然使得道教的教育体系与儒家一样遍布各州，但还是不如儒家传播广泛，然而这却代表朝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广道教。各地的崇玄学与京城的同名。与唐代建立的各种核心学术机构和准学术机构相比，京城的崇玄学一点也不显得异样，而且我们还记得，北周和隋朝时京城的道观也兼有学术作用。但是同时产生的道举考试制度以崇玄学教育为本，考生以此进入仕途，这使得崇玄学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之一。

　　道举考试又仿明经考试，虽然在一两处有所改变。有两次道举考试中加试了特别的道经。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九年（741）九月，皇帝亲试诸考生道教的四子。第二次是天宝十三载（754）对玄经洞晓程度的考试。与太清宫中崇奉的包括老子在内的道教圣人的名单相对比，对四子的提及就显得有些异常。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时，我们还看不到庚桑子的踪影。然而在次年二月，皇帝要求讨论什么称号适合庄子、列子、文子和庚桑子，以及他们各自著作的名称，虽然那年五月的一份奏章显示，没有道士熟知《庚桑子》这本经典。

　　负责道教考试的部门应当曾经考虑过对考生进行综合考试，其内容与道教无甚相关，他们最后应该把儒家的《周易》也纳入了考试书目，这说明如果只以道教内容来选拔官吏会造成很多问题。事实上很难在皇帝身边找出一位身兼道士和官员两种身份的例子。司马承祯的一些著作如《坐忘论》似乎就是为包括学者官员在内的众人所作，从宋朝对此书以及一些其他唐书的注释中可看出，此时的道士正深谋远虑力图创造一种精神上的贵族道教来与佛教相抗衡，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司马承祯对统治集团的直接影响还不太明显，他肯定回绝了朝廷的封官。他的弟子李含光也同样如此，开元二十三年（735）李在司马仙逝后继承了他老师的位置，李的几部均已遗佚的著作主要都是论及《周易》、《道德经》和《庄子》，这几部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学者们广泛研究，并被称之为三玄。李一生三次被传召至京，天宝七载（748）在最后一次至京时，其作为度师为皇帝授箓。严格地说这次授箓已是多余，因为他的老师司马承祯在开元九年（721）第一次见玄宗时就已经为其授了此箓，但或许两次授箓都只不过是个象征，历史上此类仪式都能为帝王们增添无上的荣光。

　　天宝年间一定有大量的道士参与公职。有关这段时期的资料中提到的唯一的道门威仪，或许也是当时唯一据此职位的是王虚真。王也许部分负责皇帝在开元二十年（732）编撰的《道德经注》，在天宝十四载（755）王仙逝之时，据称其负责监领天下诸道士。但王并非没有助手，其中有一个叫萧邈的，在后来的轶文集中被称为天下道门使，专管帝国内所有道士，虽然现存的天宝元年（742）的碑文中简单称其为检校道门威仪。此类表示额外任命的称号在一些别的碑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一则圣旨中则敕令停止京都检校僧道威仪的任命，因为其会助长宗教间的冲突。这则法令意味着佛教管理者的存在，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李含光在玄宗时期就已经有了功德使的称号，而此称号后来宦官、和尚也用，不过很明显只是为了完成某种专门的任务。然而，事实上儒家官员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些道官，这表明这些职位的占据者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员。

　　虽然玄宗力图创建一种区别于传统儒家天子概念的做法最后还是被后来的王朝所摈弃，但他的许多富有创建性的思想并没有在天宝十四载（755）因安禄山的叛乱而简单地消失。唐王朝继续利用其积聚的思想资本，直至最终灭亡，这个过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其间见证了玄宗力图通过道教赋予其家族声望而展现出来的功效。甚至他的大敌安禄山也很明显为玄宗帝国所支持的道教赋予了无比的重要性，一方幸存下来的碑刻显示了在安禄山的暂管区，安费尽心机地至少为一所道观命了名，以他自己的年号称其为圣武。